中国宣传官员走进艾滋课堂,《环球》杂志报道!

　　                          中国宣传官员走进艾滋课堂

　　                          《环球》杂志记者/荣娇娇
　　
       宣传官员“对这些问题也拿不准”

　　“接吻会感染艾滋病吗？”在得知血液、乳汁和精液这样的体液都可以传染艾滋病后，朱元刚举手问道。

　　中国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余冬保博士的回答，让这位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的官员更加迷惑。



“一般性接吻不会感染艾滋病。”余冬保说。

　　朱元刚很好奇地追问，“那什么是不一般的接吻呢？”

　　“在双方或者一方有口腔溃疡或者嘴里有较深的伤口的情况下，能够交换至少20毫升唾液的接吻，才是可能导致感染的不一般的接吻，”余冬保博士答道，“即便如此，被感染的概率也非常小，目前尚未有类似病例得到科学家证实。”

　　上面这一席对话，发生在最近于北京民族饭店举行的为期两天的艾滋病防治培训班上。培训期间，清华大学教授、医学和法学专家讲解了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严峻形势及艾滋病防治政策。

　　作为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宣教处的处长，朱元刚经常和媒体接触，为他们提供群众关心的重大事件的报道线索和报道方针，艾滋病报道是其中的重要一项。朱元刚说，当地媒体记者和群众经常会问他许多关于艾滋病的问题，像他这次在培训班上向余冬保提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有时候，我自己也对这些问题拿不准，”他说。

　　这种对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知识的匮乏在中国并不鲜见。学校的性教育并不到位，防止性传播疾病扩散的社会宣传也不多。对于艾滋病问题认识不清，会阻碍我们抗击艾滋病——余博士如是说。

　　这次由中宣部牵头的艾滋病防治培训班正是旨在加强地方宣传部门官员对艾滋病防治知识和政策的掌握，让他们能够根据具体情况提供更准确、翔实的艾滋病防治信息。

　　经过两天的培训，朱元刚领到一张结业证书，一些关于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书籍及相关资料和光盘。但是，这次培训给他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还是他对艾滋病感染者认识的转变。

　　“对艾滋病防治知识了解越多，就越不会害怕和歧视艾滋病患者，就越会公正客观地报道艾滋病。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对艾滋病有更准确的认识，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他说。

　　“防艾工作，关键在于领导层”

　　由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宣部宣教局共同主办的此次培训班，是在2005年11月首次培训班成功举办的继续和发展。同时也担任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主管的余冬保博士介绍说，第一次培训班是一个尝试，所以只邀请了8个项目省区的宣传官员参加。而这一次，培训班学员的规模扩展到了全国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而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主要是通过政策建议和培训政府官员来发展中国有效和协调应对艾滋病的战略能力。该项目由中国政府、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英国国际发展部联合设计。项目自2005年1月17日正式启动，为期3年。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500万英磅，挪威政府资助600万挪威克郎（1克郎约合0.11美元）开展项目工作。

　　中宣部宣教局副局长董俊山说，这两次从上至下的对省级宣传部门官员艾滋病防治培训，反映了中国政府为应对艾滋病而对行政资源进行的空前动员。

　　“这表明中国政府更加积极，更加高规格地对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抗击艾滋病已经被提到了政治高度，”他说。

　　董局长说：“作为地方媒体的意见领袖，各级宣传部门的负责人都应该把艾滋病报道放在重要位置以逐渐消除群众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他相信，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是艾滋病的治本之策。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也是此次培训班的主讲人之一。他认为各地方的意见领袖对艾滋病报道工作的重视和对艾滋病报道的遴选，会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效果起到“直接作用”，所以对他们进行防治政策的培训对中国防艾尤为重要。

　　“中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关键在于领导层，艾滋病报道是否有效的关键也在于领导层，”李希光教授说，“地方意见领袖的支持对艾滋病防治项目的进展必不可少，因为地方媒体的艾滋病报道往往要经过他们的首肯。”

　　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18万3733例，比2005年底的14万4089例有所增加。而政府和联合国估计中国实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达65万。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司长郝阳在培训班上强调，现在艾滋病已经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展，但一些地方官员仍然认为艾滋病不会对公共卫生造成太大威胁。“一些地方官员仍然对艾滋病存有偏见。他们认为艾滋病患者和他们不是一个圈子的，是不好的人。这样就给普通群众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郝阳认为，正是由于害怕受到歧视，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敢走出来接受免费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宣教处副处长刘永强在培训班上说，过去她就不会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拥抱或者握手。“我有洁癖，不喜欢碰脏东西。虽然我知道一般的社交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但是我会不自觉地感到不舒服。”

　　有刘永强这样想法的官员不在少数。2005年，中央党校对3000多名50岁以下拥有本科学历的地方官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六成不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问世，三成认为艾滋病患者应该被隔离治疗。

　　让宣传官员认识媒体的防艾作用

　　这次培训班的主要内容，包括由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公布的《2005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中国政府艾滋病防治的相关政策法规，还有艾滋病报道的案例分析。同时，学员们还参与讨论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公正、透明、有效的抗击艾滋病的舆论环境。

　　“各地舆论界的意见领袖对艾滋病问题和相关政策的深入理解是抗击艾滋病的最有效的疫苗，因为他们是政府艾滋病政策执行的中坚力量，他们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郝阳说。

　　重庆市委宣传部助理巡视员邓泽贵在培训班上做了很多笔记，重点处还用红笔标注出来。他说，“这次培训让我意识到中国面临的严峻的艾滋病形势，及媒体和公众舆论在抗击艾滋病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艾滋病的宣传报道不应是我们的额外工作或者负担，”他说，“这是我们的份内之事。就像这次培训班上介绍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上说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龙吟怡2005年参加了第一期培训班，他说他所学到的东西让他在日后参加新闻发布会时应对自如。龙吟怡还表示，“现在更注重和新闻媒体进行定期的艾滋病报道策划，更注重挖掘人性化的新闻选题，而不是总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那天进行突击性的艾滋病宣传。”

　　2006年底的这次培训班除了讲授基本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外，各地宣传部的官员们还学习了如何开展更加有效的艾滋病报道。

　　董俊山说，艾滋病报道应该通过具体的实例来加强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关注，而不应充斥着空话，套话。“防艾报道要能吸引读者兴趣，可以利用文学、电影等艺术形式。”

　　培训班快结束的时候，李希光教授问刘永强，以后她是否会去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开的餐馆去吃早点。

　　“嗯，我想我会去试试，”她说。“其实，艾滋病患者不仅需要医疗上的支持，更需要公众的关心和理解。作为宣传部门的官员，我们应该先行一步。”

　　这正是此次培训班最想达到的效果。“如果培训得好，”李希光说，“那么这些官员将变成艾滋病防治的一座桥，否则，就是一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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