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万里护送小布回家”行动经过

大约是一月五号深夜一夜六号凌晨的样子，我接到远在大洋彼岸的万延海老师的越洋电话，说是有一个感染 HIV 的维吾尔族女孩子从宁波拘留所里出来，她想要回到新疆她的家乡去，宁波方面有法院法警陪她来杭，她要在杭州住一宿然后乘火车回疆，新疆已经有志愿者接应了，杭州方面希望我帮忙安排一下，最好是当地的感染者组织或大学生红丝带组织一起前往，当面送上鲜花，带她到清真餐厅用餐，帮她安顿好下榻的旅馆，如果能够有疾控或医院的 HIV 专家一并见面并讲授有关知识，那就更理想，我于是允诺万老师说我尽量去协调这件事情，让女孩子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次日，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小魏来电，告诉我情况可能有变化，因为联系宁波方面后得知，女孩没有二代身份证，在杭州住旅馆恐怕不方便，所以法院方面决定到杭以后就马上把她送上去新疆的火车，要我帮助采购足够在旅途中吃的清真食品（前一天万老师微博还是电话里好像对我说是五天五夜，后来证明这其实是一个来回的时辰），而我本人也联系了杭州的一些组织，两个疾控扶持的感染者组织一个说事情来得突然，他们来不及准备，加上次日是周一，要上班，爱莫能助，而另一个则索性不愿意插手，说是杭州不过就是中转一下，没必要这样，大学生红丝带组织及一些志愿者则要么因为进入考试周，要么次日有课，无法前往，所以一切的一切只能落在我一个人肩上，我对小魏说你就把我的两个电话给他们吧，小魏给了我宁波方面一个阿布警官（维族）的电话，他估计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兼翻译，我于是盘算着第二天应该采购什么清真食品。

七号一早，我五点多就起来了，在微博上略微看看，然后七点多就去忙采购，先是在我住处的浙大教育超市买了四个帆布手提袋，然后自行车到文二路保俶路口的一家清真手工制面店，他们原来有那种清真面饼卖的，但那是两三年前，那天我去一问，他们已经不卖这种饼了，我于是直接乘 290 路车（去火车站的同一班车）前往中山中路步行街凤凰清真寺附近的两家规格比较高的清真饭店，路上我还接到万老师的电话，万老师说去新疆究竟多少时间要我再核实，他说仍然不排除女孩要在杭住一宿的可能，我说鲜花这个东西一则我们缺乏人手，时间紧张，折回去是不可能了，二则我个人觉得也不甚实惠，万老师说那么你就帮忙买些水果、饮料，我说好的，正说话间，我到了羊坝头清真一条街，于是下车买了九盒清真康师傅拉面，不同品种的馕饼各四个，二十多个刚出锅的牛肉煎包，一共一百多元，重新上车，接到宁波方面薛玉凤警官的来电，说是为小布办妥了释放手续，正驾车朝杭州赶来，法院方面为女孩子订了一张十一点二十几的火车票，但女孩没二代身份证，怕是铁路方面不放行，到时候免不了交涉，怕来不及，我说到了再说吧。

到火车站，我在一楼等了很久，后来证明我这是错误的，很多外来车辆高速可以直接上二楼，这其实相当误事，期间我也去二楼水果摊看了看，都是宰客价，香蕉一串要四十四近五十块钱，我想水果、饮品这种东西火车上也会供应，手里的东西已经够沉重、够不方便了，就让女孩子火车上买吧，我再按照万老师的关照以爱知行的名义资助她 200 元路费，正在沉思、等待，宁波薛警官来电，说是她们还在车上，说浙江法制报法治在线记者也来了，问我愿不愿意接受采访，事后薛警官说当时因为女孩无二代身份证，铁路方面好说歹说不放行，于是只好求助媒体，法制报领导去打了招呼，总算予以放行了，但报社领导想要把这次行动报道成一次年终爱心巨献，所以要记者全程跟踪采访，我当时没头没脑，就一口答应下来，但我又不敢离开一楼，跟记者通电话，他们在二楼，我后来去二楼找他们，半天没找着，等薛警官他们车到了，问我从哪个入口上来，我一头露水，手里大包小包，还差点在雪水横流、满是泥泞的地上滑一跤，等我在二号进站口遇到本次行动的两位记者（女的姓高，男的姓陈），薛警官他们已经上了火车，两位记者斩钉截铁、不容置议地对我说你跟我们一起上车，作为志愿者全程护送、服侍那个女孩子，我乍一愣，但这个时候离开车只有三分钟，车站停止检票，我们沿着车站人员为我们指出的一条旁道没命地奔到站台上，列车人员还差点不让我们上车，等上了车，喘息甫定，他们又催我赶紧补票，我当时身上一共只有 300 多元，200 要按照万老师的嘱咐交给小布，而一张最起码的站票也要 390 多到 400，两位记者拼命地对列车长和列车工作人员解释此行的目的，我又给薛警官和爱知行小魏打电话，薛警官说她交给女孩一信封现金，我的车票钱就从里边出，我说回来的车费我银联卡带着，新疆当地也可以取，于是补票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小魏又在电话里跟两位记者重申了一下采访注意事项，因为包括阿布警官在内的宁波方面人员都有自己的工作（薛警官还有正在哺乳的孩子），所以他们就没有前往，由于语言不通（女孩只会很简单的汉语，基本说维语），于是记者只好请火车上的维族女乘务员照料这个女孩，并充当我们与她交流的翻译，记者本来想请列车工作人员也一起加入此档节目的拍摄，但列车长以他们接受采访需要上级部门批准为由拒绝了，于是接下来两位记者就在他们的软卧车厢里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我们在前面一节软卧车厢见到了我们此行的主人公小布，她是一个扎马尾辫子、脸圆圆宽宽的女孩，穿着紫红色滑雪衫，外面套着蓝黑色风衣，她很宁静、腼腆，不太善于言辞，显然和你们这些陌生人有隔阂，而且她还没有从那段令她痛心疾首的往事中完全恢复过来，也不是很喜欢你们这样去打扰她，记者一边让维族乘务员充当翻译，让她们转告她一些回家路上的注意事项（其中一些估计是法院方面关照过的），一面马不停蹄就开始了拍摄和直播，他们让我把手里的食品袋和 200 元路费当面交给女孩子，然而抓拍了这个关键性的历史镜头，并作了一些解说，记者们按照报社领导的策划，赴疆四天，每天要做出一期报纸文章，同时发数量不等的新闻或旅途见闻微博，最后还要把摄像镜头剪辑做成一档电视节目，并以视频的形式发布，我对记者说其实你们叫我同志哥比叫我姚先生、姚博士什么的要好，前者我在全国业内以及浙大校内人人皆知，也不涉及隐私（因为我怕我老爷子看了不高兴，他老人家会上网，虽然我早就出柜，他也知道我在从事这方面工作，但他就是不高兴），但高记者说这不行，越是人家都会知道我就越是不能用“同志哥”，必须用“姚先生”或“姚博士”，这是我们的隐私原则，我苦笑着说好吧，我又对他们说我本人倒还不是很大的问题，问题是这个女孩子，她是感染者，这个隐私你们千万要保护好了，将来泄露出去弄不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高记者说这你不用说我们比你还小心翼翼，她甚至总是把所在软卧包厢的门关死，有列车员往来的场合她闭口不谈关于 HIV 的一切，也用眼神示意我不要谈（惟其如此，所以万老师提出的和女孩子谈谈 HIV 的有关知识就没有能办到，因为需要维族乘务员做翻译，当然后来的情况表明那个女孩子不是很配合），我又对陈记者说你们做的节目，当事人的面部尤其不能暴露，陈记者说这好办我们打马赛克就是了（当然后来万老师看过报纸文章照片，说隐私还是保护得不够好），我也就依了他们。

做公益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