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者的爱情与爱国

6月2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习惯性爱国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上午特别正儿八经地发了一条微博：“屈原是谁？老百姓最容易记起来的，是他是伟大爱国主义诗人。他爱的那个国，是中国爱国主义者们爱过的最烂的之一，但人们没嘲笑他，没质问他是否分清了楚国和楚国政府。”正当我嘴贱想要写条评论评论一下这种爱国习惯性的奇葩性的时候，我又手贱点开了评论，当时我就笑喷了。其中有一条这么写道：“人家既没爱楚国也没爱楚国政府，人家爱的是楚怀王啊。”我很开心地就不写了。
关于屈原是同性恋这个话题，其实在网上早就吵吵很长时间了。我研究了一下，最早的发端是微博用户“喜力”2012年6月12日贴出的帖子“1944年，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发表论文，指出屈原是同性恋者，当时遭到学界围攻。朱自清请楚辞专家闻一多主持公道，闻一多给了孙次舟四个字：‘完全正确’。孙次舟指出，由于楚怀王移情别恋，屈原愤而投江。屈原之死是一段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可是既然又是端午节，又紧接在儿童节之后，微博的脱口秀场功能又开始大显神通，人人都在卖弄机灵，人人都在喜不自禁。
于是这个端午节就变得如此喜感，微博推送上有一条这么写道：屈原和粽子都被你们玩坏了。
不过六十年前孙次舟发表这个看法的时候，可真的是一场肝火旺盛的斗争。因为孙次舟在当年的“端阳节”纪念大会上的口头发言里，说的是屈原是弄臣。这场学术争论持续了两年时间，延续到了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参与其中的有许多大腕，不仅仅包括喜力微博中提到的朱自清、闻一多，还包括了郭沫若、陈寅恪和李长之等人。如果一切如以上所言，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学术大争论。
在当今的网络环境之中，我实在很怕又被生造出来的“文献”所忽悠。我的直觉有几点是可疑的：孙次舟是伪造的人物吗？他的确发表过质疑屈原的文章吗？闻一多的确写过这篇文章吗（在喜力的长微博中，有许多错别字。是打错了，还是伪造的痕迹）？最后，屈原真的是同性恋吗？
我的研究结果如下：孙次舟确有其人。百度文库上所列的2010年《社会科学论坛》上，有署名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郑善庆的研究《疑古学人孙次舟》，标明孙次舟曾师从历史大师顾颉刚，并列出许多参考文献。豆瓣上一个2008年的帖子上，有孙次舟的旧稿文存目录。
关于屈原的争论也实有其事。标明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夏之卷的一篇学术论文《论二十世纪楚辞研究的第二个高潮》中，也侧面论证了这次争论的真实性。
我最终也没有找到孙次舟两篇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以及《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也无法看到闻一多的文稿。但是从以上诸篇文章的发表时间都在喜力的帖子之前，基本上可以推断这个事实的真实性。
当然，从考据学的角度上而言，我所做的研究严重不足，有待真正的学者去推敲。那么，从当前所掌握的证据上看，孙、闻二人如何推断出屈原是同性恋？
闻一多的文章中援引了孙次舟的论断，“据孙先生看，当作于怀王入秦以前，是这位文学弄臣，因与同列‘靳尚之流’争宠，遭受谗言，使气出走，而年淹日久，又不见召回，以绝望自杀时的一封绝命书。他分析其内容，认为那里‘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闻一多在事实上基本上是完全认同孙次舟的，不仅仅认同屈原是楚怀王的男宠，而且认同屈原是在与靳尚的争宠中失落从而出走乃至投江的。他并且同意，可以把屈原与宋玉（那个写《登徒子好色赋》的著名花美男！）等同起来看，都是那个时代中的宫中弄臣。我以为他的原文中有两句话是致命的：“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如今孙先生觉察了了屈原的‘脂粉气’，却没有觉察他的火气”。
看了闻一多的全篇文章和找出这两句话，我实在感觉太欢乐了。这个端午实在是太腐了。一个被人纪念了两千年的著名伟大爱国主义诗人，本应是充满了阳刚刚烈之气的屈原，居然是一个充满了脂粉气的小受，而且还是因为失恋而跳河的。以后每个端午节，让我拿起粽子想起什么？
然后我又想起另外一个著名的伟大爱国主义者，也被论证为同性恋者：美国南北战争的领袖、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
2004年，美国出版了纽约州立大学副教授C·A·特里普的研究著作《亚伯拉罕·林肯的亲密世界》，书中以大量的证据推断，林肯在少年时期，就与自己的乡村朋友约书亚·斯皮德保持了长达四年的同居生活，并且双方在临近结婚的时候，都表达了对方的思念以及对于婚姻的恐惧，并且隐秘地表达了性的欲望。此外，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与他的贴身卫队长大卫·德里克森之间有着异常的亲密关系。卫队长经常在夜里被叫到林肯的寝室之中，并且到黎明时才离开。
特里普的研究也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严肃的历史学家对此根本不屑一顾，认为特里普不过是哗众取宠而已。不过，同样有严肃的学者愿意认真地对待这个论断，其中包括了公认为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戈尔·维达尔，他几乎把特里普的贡献与金赛的性学研究等同起来。
后来的这些年里，这一研究的细节不断被披露出来，现在的倾向是这一论断基本坐实。然而，在特里普出版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在美国人最崇拜的总统中，林肯依旧高居榜首。
所以我说，屈原同性恋，这事很重要。我们中国的史书传统中，有一个是最坏的，就是要把一个伟人塑造成为完美的人。闻一多的文章中，充满了对《史记》的不屑一顾，认为可信度很小。我在读金安平的《孔子》中，同样也非常惊愕地看到这个批评。不幸的是，作为被神话的《史记》，是屈原形象的重要来源之一。
我不知道在玩坏了屈原和粽子的众多腐男腐女之中，有几个认认真真地读完了闻一多的这篇文章《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我实在是非常佩服的，闻一多实质上不仅质疑了孙次舟，也质疑了整个社会的学术风气。
孙次舟认为屈原因为有了弄臣这种身份，因此纪念他的合理性就成了问题。闻一多认同了孙次舟的事实，直斥整个学术社会。“事实诚然有些讨厌，然而不先把意义问个水落石出，便一窝蜂的涌上来要捣毁事实，以图泄愤，这是文艺界朋友们太性急点。至于这时不赶紧宣布意义，让意义去保护事实，却只顾在事实的圈子里招架，也不能不说是孙先生的失策。其实事实讨厌，意义不一定讨厌。话说穿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惟不能被剥削，说不定更要稳固。”
在闻一多看来，屈原尽管是楚怀王的男宠，但是他对于政治的认识与正义，也同样是真实的。他喜欢楚怀王，也希望通过影响楚怀王来执行正确的政策，从而利于国家与公众。他所厌恶的，是靳尚这样媚上祸众的狐狸精。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想要成为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或者朱元璋的马皇后、贤内助。
明白了吗？这就是本质——伟大的爱情、伟大的政治。屈原投江，既出于爱情，也出于爱国。爱情与爱国，必然是矛盾的吗？或者是，同性恋者的爱情与爱国，是矛盾的吗？
因为屈原是同性恋者，就把端午节腐化了，这是歧视同性恋；因为屈原是同性恋者，就把他的爱国意义剥夺了，这是歧视爱国。我认为屈原同性恋的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既不可以曲解他是同性恋这个事实，也不因为他是同性恋者，就矮化了他的意义。
今天在中国讨论这种事情，经常是很困难的。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事儿玩笑化了，于是屈原成为了一个戏谑的对象；或者我们就得面对那些完美主义者，任何对屈原的质疑和改变都能使他们充满暴戾。敢于直面历史所有的事实，是一个民族最可自豪的勇气；在了解事实之后，依然保持对于真实意义的尊重，是一个民族终极自信的表现。
六十年前，闻一多做到了，当认清一切事实之后，他依然崇拜屈原。吾从之。

该贴已经同步到 爱与坏的感情的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