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乐宜」服务男性性工作者
文汇报（香港） 实习记者 王晓洁
2007-05-20
（2007年5月20日香港《文汇报》相关版面）
（本报上海新闻中心实习记者王晓洁）人们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招聘信息，这一条乍一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同： 4月10日—5月15日，乐宜组织面向全社会招聘志愿者。 而乐宜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组织，它涉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男性性工作者。
在不少人的眼中，男性性工作者意味着丢人、不劳而获、性病、爱滋病、 包养等等不体面的字眼。 而他们恰恰是乐宜关注的人群。 乐宜是中国首家关注男性性工作者的NGO（NonGovermentOrginzat ions），为男性性工作者提供医疗、心理咨询与法律援助。 2004年，Tony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向香港乐施会申请了赞助， 当年11月就在上海创办了乐宜机构。 他们的出发点是「提高男性性工作者在工作中的职业安全， 减少爱滋病对男性性工作者的威胁」。
生活困难长相一般
「很多人对男性性工作者的设想都是帅气，有钱，被富婆包养。 但是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为自己的生计发愁。 」Tony特别强调，男性性工作者其实也是一个弱势群体， 「他们大都从很穷困的地方来，而且并不都是长相漂亮的人。 」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曾经开展过针对男性性工作者的爱滋病宣传和安全套的推广以及行 为干预，负责人郭雅琦告诉记者，「收入高的男性性工作者也不一定有多好的生活条件， 他们的花销很大。 」男性做这一行要花大价钱购买性药品，还要买不少衣服、化妆品打扮自己，招徕顾客。
记者电话采访了一个来自内蒙古、现居北京的男性性工作者。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愿意冒健康的风险做这行时，他说「有些人花天酒地，但是自己却很苦」， 他觉得「不公平」。 至于职业风险，他说「没有付出怎么有回报啊？ 」「反正也活不了多少年」。 谈起现在的生活，他说自己「非常悲观」。
贫穷加剧疾病危险
Tony说，和许多「小姐」一样， 大部分男性性工作者都过着很一般的生活，收入高的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不过深圳是个例外，「在深圳，很多男性性工作者都被『富婆』包养，甚至有人能赚一套房子。 」性社会学者方刚这样告诉记者。
男性性工作者的贫穷加剧了爱滋病、性病传播的威胁。 Tony解释道，其实大多数男性性工作者都知道戴安全套可以预防性病、爱滋病， 但是当客人答应他们不戴可以多给钱时，他们就愿意冒大险去换小钱。 记者试着拨通了北京另一个男性性工作者的电话，他说平时自己都戴安全套， 但当记者追问不戴套的底线时，他回答：「多给200块钱吧」。
地下性产业合法化之争
当谈及男性性工作者及其涉及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时， 我们都很难逃避地下性产业的合法化问题。 中国法律明令禁止各类性交易，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性交易屡禁不止， 因此现在有不少人认为，面临爱滋病蔓延的严重威胁，政府对性产业的管理必须公开化、 合法化。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杨绍刚律师则表示，中国政府虽然行事低调， 但实际上对地下性产业的态度却是日趋开明， 「原来公安人员查案的时候总是把安全套作为犯案证据」，杨律师说，「但是今年， 政府已经下发文件要求在沐浴场所安放安全套。 」他指的是今年2月， 卫生部会同商务部组织制定并公布了《沐浴场所卫生规范》（征求意见稿）。 《规范》要求，会所、桑拿中心、宾馆、酒店、 娱乐城中的沐浴场所内必须放置安全套或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
无论社会上对于性产业合法化存在着多少分歧，勿庸置疑的是， 中国尤其是上海正面临严重的爱滋病威胁。 2006年上海新报告的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600多例， 比2005年的数字高出近70%，对性产业采取合理、可行的引导措施迫在眉睫。
令人欣慰的是，4月9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爱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中国男男性行为人群爱滋病防治规 划（2007-2010年）》并在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 这说明政府已经开始正视男性性工作者的问题——尽管这个规划仍未明确将为女性服务的男 性性工作者包括在内。
男性性工作者≠ 同性恋
很多人对男性性工作者存在误解，认为他们大多是同性恋， 是MB（在男同性恋者的圈子中，MB代表MoneyBoy， 主要指的是以男同性恋者为服务对象的男妓）。 但是实际上，他们当中还是异性恋占大多数，只是他们大都为双性服务。
「没办法，女性的客源毕竟有限。 」方刚告诉记者，「由于同性恋群体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 选择恋爱与生活伙伴更加困难，一些同性恋者会选择去找性工作者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 」郭雅琦说，他们曾经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估计在MB中，异性恋占总数的75-80%。 Tony认为，异性恋男性之所以甘愿服务于同性恋男性，「还是因为经济原因。 」不过，至于为双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所占全部男性性工作者的比例目前还没有任何统计。
80％女客来自香港
在男性性工作者中， 有必要区分只为男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也叫MSM， menwhohavesexwithmen的缩写）、 只为女性服务的性工作者（简称MSW， menwhohavesexwithwomen）和为两者服务的性工作者。 这其中也存在着地区差异，在北京和上海以及其他大部分的中国城市， 男性性工作者会为双性服务；但深圳则存在着不少专门为女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 因为那里有着足够的女客源。 据方刚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那里80％的女客源来自香港。
同时，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的是，不少男性性工作者都有自己的妻子和女朋友， 他们的妻子和女朋友很可能同时也是性工作者； 而且有些为男性服务的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还会向女性性工作者买性， 这就大大增加了性病、爱滋病的传播机率。
提供医疗法律援助
「愿意打电话进来的人，我们都会陪他们聊，想聊多久都可以。 」Tony说男性性工作者承受着道德、法律的多重压力，很需要倾诉。
乐宜的最重要的日常工作是介入男性性工作者群体，做外展宣传、组织培训、座谈， 普及性病、爱滋病的预防常识。 和乐宜建立联系的男性性工作者们都很信任乐宜，乐宜对他们的个人信息是绝对保密的。
提供医疗方面的咨询、服务也是乐宜工作中的重头戏。 乐宜与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对男性性工作者进行免费的爱滋病、性病药物检测， 发现问题后会带他们去医院。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许多人不敢去正规的大医院，害怕遭到医生的冷脸， 不少人去私营医院，往往被骗得花了天价也看不好病。
提供法律援助是乐宜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男性性工作者会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比如遭到客人的强奸、虐待、敲诈勒索等等， 但他们往往不敢报案，认为报案等于自投罗网。 在不少人的眼中，他们如果真遇到了什么麻烦也是「活该」。 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杨绍刚律师认为，只有报案才是他们明智的选择，在实际办案中， 公安机关对于处在受害者位置的性工作者通常会从宽处理。
目前乐宜的志愿者共有20多名，其中近一半人自己就是男性性工作者， 他们对自己的同行进行「同伴教育」，效果会好一些。 至于招聘的条件，Tony说，最重要是能够平等地对待男性性工作者， 「平等不仅是口头上的不歧视，也需要心理的不歧视。 」
政府需要NGO
虽然中国法律明令禁止各类性交易， 但是对于民间组织针对性工作者开展的各种预防爱滋病的常识普及活动， 政府却都没有干预。 据知情人事透露，上海市疾控中心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以及外展宣传， 但他们在媒体面前表现低调。
杨绍刚律师透露，香港的紫藤社（为女性性工作者提供医疗、 法律等多项义务服务的NGO）曾经试图在上海注册分支机构都没有成功，而乐宜， 这个服务对象更加边缘的NGO却成功了， 「可能是因为乐宜所服务的对象是更敏感的群体吧。 」杨律师这样分析，「也许是因为政府不愿直接出面管理， 就希望有一个民间的机构能够做这件事情。 」
目前，全国各大城市实际上都有非政府组织在开展关心男性性工作者职业安全的活动， 比如北京的纪安德咨询中心、红丝带之家和重庆的彩虹热线， 但它们都不是专门针对男性性工作者的组织。 致力于爱滋病防治研究的著名学者、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教授张北川教授说， 像乐宜这样专门针对男性性工作者的NGO在全球来讲也是很少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