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血祸”才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元凶

　十年间，她走访了一百多个村庄，见过数千名艾滋病人，自费印刷了上百万份“防艾”资料。年逾八十，她仍在为最穷苦的中国艾滋病群体奔波。

　 　对关注艾滋病的人来说，高耀洁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位年逾八旬的河南中医院退休教授，自1996年偶然接触到一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后，意识到艾滋病 问题的严重性，从此走上了“防艾”之路。她自费印刷传单，到火车站、汽车站等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的地点分发；也曾下乡走访艾滋病村庄，帮助艾滋病患者和艾 滋孤儿。她自费出版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免费发放30万册，仅此一项支出就达40多万元。由她主办编写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小报已经出版15 期，印数达53万份。2006年底，她在新浪网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发表自己掌握的艾滋病病例和患者来信。她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高耀洁认为，“血祸”是中国艾滋病传染的重要途径。这与近年来卫生部公布的艾滋病传染途径大相径庭。卫生部通报，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国累计报告 艾滋病183733例，其中吸毒和性传播是主要途径，分别占37%和28%，经既往采供血途径传播占5.1%，母婴传播占1.4%。通报显示，目前检出的 5.1%通过采供血传播的艾滋病患者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感染的。面对国家行政部门的调查数据，高耀洁却去四处宣传，“血祸”才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高耀洁：我认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原因是“血”。有人说，云贵、两广是吸毒传播。不对！2003年我获得亚洲“麦格赛赛”奖，有5万美金奖金，组织了4 辆汽车、8个司机，15个人到艾滋病村庄去。他们都说是卖血感染的，而且卖得比河南还惨。惨到什么程度？以招工的名义把人弄来，关起来抽血，直到抽得动不 了了，给你几个钱，让你走。有个人叫徐宝玉，八天抽了17000CC的血，回来就死了，撇下一个小孩，才七个月。

　 　子墨：毕竟这只是您一次调查看到的，现在很多人都不同意您的观点。

　 　高耀洁：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是他们不敢面对事实。2006年6月底，一个农村妇女拿着病例找我，她一岁多的儿子得病输血小板，两袋花了1800块，血 袋上输血人配血人的名字都有，结果小孩得了艾滋病，死了。她到处告状，没人理，怎么办？只能哭。孩子父母没有艾滋病，母婴传播不可能；孩子这么小，不会嫖 娼卖淫，不会吸毒，怎么得的？现在艾滋病的宣传问题，不是不到位，而是极差。2002年我们那儿一个接生的人，把手切破了，按说应该让伤口流血，冲洗、泡 一下，可他把伤口包住了。半年以后，艾滋病人发病，一查他也是，两人都死了。你到农村去，一家一家地走，就能知道真相。有一天我去了7个村庄，见了一百多 个病人，几乎全是卖血传播和母婴传播，性传播的几率非常低。

　　根据官方已公布的资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无知和利益的驱使，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由当地政府支持的“血浆经济”，号召农民卖血，把收购上来的血浆卖给制药业。当时甚至有血站派车接送卖血农民，可见卖血之流行。每次抽血500毫升，卖血者可获得40--50元人民币。但采血流程中存在漏洞，设备消毒不彻底，导致艾滋病大规模爆发，其中以河南最为严重。此后中国政府对全国单采血浆的血站加以严格管理，以河南为 例，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单采血浆站都被关闭。然而时至今日，地下血站依然在某些地方盛行。高耀洁曾数次自费前往一些地下黑血站调查情况，她认为这 种地下血站绝不仅限于河南，而是普遍存在。

　　子墨：为什么在“防艾”的专业圈子里，很多人会认为血液传播不是主要途径？

　　高耀洁：这些人根本没下去，就是为了说好话，得好处。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们掩盖不了事实。

　　子墨：很多人认为，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种非法采血已经在中国被禁止了，消失了。

　 　高耀洁：既没消失，也没禁止，只是由地上转入地下了。2004年我跑到山东去打黑血站，回来血压就高到220。当时我们是夜里去的，他们晚上12点以后 开始抽血，一直抽到第二天早上6点，抽800CC就给80块钱。农民也不懂，他们反过来还跟农民说，抽血好，抽血不得高血压。直到现在贵州25个县还在卖 血。最近一个记者跟我说，湖北南部一个地方又爆发了大规模卖血。现在“血祸”不仅限于一个地方，而是普遍存在。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再掩耳盗 铃了。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1999年8月，高耀洁收到河南某县一位检察官的信，告诉她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很多艾滋病感染者。此后，从陕西到安徽，从湖北至河北，身高1.60米， 裹着一双小脚的高耀洁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有艾滋病感染者，就自费赶到那里调查真相，发放自费印制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材料。2004年，她听说山东有一家非法采 血站，又再次前往调查。在地下血站看到的事实，让人触目惊心。

　　他们需要钱。今天在这儿卖，明天在那儿卖。50岁头发白了，不能卖了，就把头发染黑，借个身份证去卖

　　子墨：山东黑血站的消息您是怎么知道的？

     高耀洁：我去山东讲课，学生跟我说的。有些学生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的。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年底了，天很冷。我们跑到一户人家借了大衣，披衣站到树底下。夜里11点多，人跟赶集一样来了，都来卖血。

　　子墨：卖血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高耀洁：抽了血以后，混到机器里，离心之后，再按照血型给人输回去。如果一个人有艾滋病，全部人都会被感染上。

　　子墨：您问过那些人为什么卖血吗？

　　高耀洁：他们需要钱。今天在这儿卖，明天在那儿卖，说起来好像很自豪似的。50岁头发白了，不能卖了，就把头发染黑，借个身份证去卖，泛滥到这种程度。

　　子墨：血液会流向哪里？

　　高耀洁：全国各地。有个黑龙江人告诉我，他是在上海输血感染的。

　　子墨：有人说非法血站即便存在，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是个别现象。

　　高耀洁：不对，是很隐蔽的普遍现象。山西有，黑龙江有，新疆也有。他们很多人都找到我这里，因为自己的儿子闺女就是受害者。

　 　实际上，早在1995年之前，河南省就发现在卖血人群中有人感染艾滋病，但是当地卫生部门一度采取“捂盖子”的方式，掩盖真相，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延 误了当地遏制艾滋病感染的有利时机。因为当地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和地方官员的政绩有着某种联系。那时的高耀洁已是古稀之年，为了揭开被掩盖地区的疫情，打开 “黑洞”，这个小脚老太太怀揣自己的积蓄，踏遍了中国几百个乡村。除了外出调查时吃、住、行的花销，为了得到艾滋病感染者的信任，每到一个新的艾滋病高发 区，她总是毫不吝啬地送书、送药、送食品，还常常拉着一整车方便面进村，艾滋病人凭借化验单就可领取一箱。见到生活艰难的艾滋病人，她总是忍不住给钱。她 用这样的方式得到了艾滋病人的信任，也取得了农村艾滋病感染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高耀洁在《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对这些事实进行了大量的披露。例如：在中原的某些地方，很多靠卖血为生的农民每五天就要卖三次血，每次卖血量高达 800毫升，却只能得60元钱，这样的价格折算下来比高级酒店里的矿泉水还便宜；一个农民一个月内最多抽血十次，每次600毫升，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献血法》明确规定，每人每次献血不能超过400毫升，两次献血间隔为六个月以上。更有甚者，很多地方的采血单位竟然打出这样的标语：“采血好处多，单采比 全采好处多”；“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多采血可以不得高血压”……

　

　子墨：这些年打开了多少“黑洞”？

　　高耀洁：几十个。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像登封，一个居民组就有38家感染艾滋病，最多的一家三口都感染。

　　子墨：为什么要把这些“黑洞”打开？

　　高耀洁：你不打开，永远没人知道。一打开，政府就去救济了。现在必须暴露真相，引起政府真正的注意。这是对民族负责。

　　子墨：怎么去打开这些“黑洞”？

　　高耀洁：一般情况下，我不敢暴露身份，我说我是来助学的。我不去政府公开的地方，专门去没人知道的地方。

　　子墨：可我听有些“防艾”的人说，“揭盖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看怎么样防治。

　　高耀洁：2005年后半年这种声音最高，但现在又有很多人跟我站在一起了。譬如《财经》杂志揭发山东黑血站，都是跟我一边的。

　　子墨：如果如您所说的，卖血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为什么禁止不了？

　　高耀洁：利益太高了，抽一个人的血，100毫升10块钱，卖出去至少100块，甚至200块。

　　子墨：有什么方法能真正禁止它？

　 　高耀洁：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官员无力、腐败，层层骗。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有一次省政府一个官员问我，真奇怪，为啥这些病人跑到你家来哭，不找政 府？我说这个只能问你自己了。有的地方瞒报艾滋病人的数量，怕影响政绩；有的地方以少报多，多报多领钱。总之，说假话成灾。

　　子墨：您在打“黑洞”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高耀洁：是村干部。我去有些地方，村干部逮我，还逮学生，最后把我们押送回郑州。有一次我们被押上火车，但我没有回家，跑到开封朱仙镇住了一夜，五块钱一个屋，天不亮又回去打“黑洞”。

　　子墨：让您最难忘的一次经历能讲讲吗？

　 　高耀洁：最难忘的是孩子。有一次我到一个小村庄，听到一个孩子奶声奶气地喊：“下来，下来。”我心想这孩子叫谁下来呀？就沿着这个声音去找，走一走，听 一听，最后进了一个屋子，看见一个女的在梁上上吊了，一个两三岁的小孩，抓着她的脚，叫她下来。他们夫妇两个16岁开始卖血，生个孩子也是艾滋病。男的死 了，女的病得身上都烂了，实在受不了，爬到梁上吊死了。

　 　小孩饿了，用嘴去啃他母亲的脚后跟。看到这一幕……从那以后我开始关心孩子。艾滋病孤儿很可怜，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平舆县一个艾滋病人大清早杀了9个 人，死了8个，自己也投井自杀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指手画脚，说他是艾滋病，不叫他孩子上学，他老婆也死了，生活没法过了。

　　有一个男孩，父母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他用刀子在手臂上刺字：仇恨、杀人。问他要杀谁，他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杀谁？杀抽我爸爸血的人

　 　从这以后，高耀洁开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救助艾滋病遗孤上面。高耀洁经调查认为，艾滋病人和艾滋遗孤的比例平均为1∶2。从1999年开始，高耀洁 已经无偿救助了近200名艾滋孤儿。最开始救助，高耀洁给他们寄钱寄学费，但很快发现这些寄去的钱大多被他们的亲戚拿走了，因为他们往往也是艾滋病人，他 们的生活同样艰难。后来，高耀洁开始把这些孩子接到家中过年。她认为，这些孩子只有融入新的家庭中，才能得到正常的生活，她开始为这些孩子寻找新家。 2001年，她将6名孤儿送到山东省曹县的农村家庭分散抚养。她说如果这些孩子没有良好的成长环境，艾滋病将会在他们心中种下仇视社会的种子。

　 　高耀洁：我有一天去一个村子，一天就埋了6个，那个坟地啊，下不去脚，全是死人。零下二度，一个小孩穿着单衣单裤站在坟地里，小脚小腿冻得变成了黑紫色。孩子见了我，像看见亲人一样。学校出作文题

　 　“世界上最亲的人”，有个女孩写最亲的人是《我的奶奶高耀洁》。老师说这孩子怎么管你叫奶奶啊？我说这孩子没人管，我把她救出来，她最亲的人就是我啊。 还有一个男孩，父母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他用刀子在手臂上刺字：仇恨、杀人。你问他要杀谁，他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杀谁？杀抽我爸爸血的人。现在他总算走 出阴影了，也不骂社会，也不想上街杀人了，想上大学，这就对社会有好处。

　　子墨：听说您家里接待过很多艾滋病人？

　　高耀洁：最多的时候接待过7个，做了一大锅饭给他们吃，最少的时候一个。经常有艾滋病人跟我睡一起。

　　子墨：您不担心被感染吗？

　　高耀洁：不可能。

　　子墨：万一有伤口呢？

　　高耀洁：我身上没有伤口，穿着衣服睡的。

　　子墨：他们为什么去找您？

　　高耀洁：更多的就是倾诉。他们被社会歧视，心里很压抑。有个死了女儿的妇女，见到我就说，哎呀，我的亲人啊，可看见你了，我找你几天了，俺孩不该死啊。

　　子墨：除此之外，您还能给他们什么帮助？

　　高耀洁：我管饭，给他们路费，一二百块钱，再多我也没有了。

　 　因为不停地“揭盖子”，高耀洁一度成为地方政府不喜欢的人。然而她的工作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2001年她获得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 健康与人权奖”，可是河南省政府拒绝发护照，最终高耀洁未能成行。2003年，她获得菲律宾政府奖励，但也因为当地政府阻挠而未能出国领奖。此外，高耀洁 还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2003年她荣获“拉蒙·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这个奖被称为 “亚洲的诺贝尔奖”。一系列国际荣誉的背后，高耀洁的生活并不平静。

　　高耀洁：2001年那个健康人权奖，领奖不让我去。安南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见着中国代表。这个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领奖就是不让我去。

　　子墨：怎么就不让您去呢？

　　高耀洁：怕我说有艾滋病，因为防治艾滋病得的奖嘛。它（河南省政府）说它没艾滋病。

　　子墨：您知道自己在当地官员心目中的形象吗？

　　高耀洁：对当官的来说，我像是烫手的红薯，现在是扔，扔不掉；搞，搞不掉。他们希望我少提反面意见，可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不能掩耳盗铃。我的态度是，到啥时候我都说实话，你杀了我算完。

　　子墨：政府现在对艾滋病工作越来越重视了，前后对您的态度有变

　化吗？

    高耀洁：有变化，比过去好多了，没有警察撵我，也没人跟我，没人追我回去。最开始我在前面走，警察在后面跟。我女儿问，你们老跟着高老师干吗？他们说，不知道，局里叫跟的。有时候两三辆车跟着我，去买个肥皂，他们也跟着。我要去取钱也不害怕，反正后边跟着保镖呢。

　　子墨：您和这些保镖说过话，聊过天吗？

　　高耀洁：我问，你们累不累，累的话来我家里喝点水吧，在那儿喝凉水多难受，来吧，来家喝热水。那人一听就跑，转一圈又回来，看着我。

　　子墨：被这么多人跟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高耀洁：没啥感觉，只是觉得当官的太无耻。你一点办法没有。

　　子墨：当年您到那些村县去调查，也有人跟着吗？

　　高耀洁：跟着，村干部也拽着我，最后谈判结果是：押回郑州。这都是他们干的事。

　　子墨：他们对您的态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高耀洁：从吴仪见我。吴仪见我，第一句话就问，你认不认识我？我说认识，在电视里见过你。第二句话，她说，你干啥呢，我5点就找你，找你找到7点多，吃 饭了吗？我说，吃了。她说，你在这儿可以随便说话，这里没有河南人。等我们说了很多话之后，她一个秘书说，神志很清醒嘛，说话也有逻辑。我说，是不是他们 跟你说我是神经病啊。她光笑，没说话。

　　子墨：很多人说您是疯婆子。

　　高耀洁：对，我不怕他们瞎说。骂我的人都在上层，拥护我的人无钱无权。

　 　这个不受地方政府喜欢的老人，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2003年12月18日，在河南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点名要见高耀洁，并与她在宾 馆长谈三个小时，期间避开了所有的官员。在这次会面中，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高耀洁则直言：“他们在骗 你。”她说，中国农村并没有多少同性恋人口，贫穷的农民也无力购买毒品。此外，此观点助长了人们对于艾滋病患者的偏见。人们认为，既然吸毒或性滥交是艾滋 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么得艾滋病的人必定大多从事这类活动，进而称艾滋病为“脏病”。

   艾滋病患者也因而受到歧视甚至侮辱。她还认为地方政府时常掩盖艾滋病血液传播的严重性，另外，许多“有知识的人”也在“说假话”“办假事”。

　 　除了打“黑洞”，高耀洁还花费了大量精力揭露“防艾”名义下的行骗。她说，“防艾”圈太大、太乱了，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 制药厂、江湖游医……太多了。2003年，因为在一篇题为《你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不感到可耻吗？》的文章中攻击江湖骗子，高耀洁被告上了法庭。原告李德 敏认为，尽管高耀洁并没有点名，但文中提到的骗子就是他，所以高耀洁侵犯了他的名誉权。2003年底，经法院审理，高耀洁被认定无罪。为了保护身后名誉， 防止他人借“高耀洁”之名行骗，她于2005年10月给孩子们写下了遗嘱：“本人年近八旬，既老且病，在世之日有限了。我死之后，不留骨灰，以免任何人、 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搞行骗或闹剧。我死之后，不能再受骗上当。切切！”

   子墨：您这些年遇到的骗子多吗？

　 高耀洁：多，每星期都有，各种各样。骗我的，骗艾滋病人的。我不是老了嘛，许多人跑来要接我的班。有一个建筑工人摇身一变，成了专治艾滋病的医生，还说不 要被西方人吓破胆，他有90.7%的几率能够治愈艾滋病。他要开医院，叫我当院长。我把他撵走了，说我不是当官儿的材料。

　　子墨：这些年来，您被骗走的钱财有多少，算得出来吗？

　　高耀洁：永远算不出来，最多一次三千，整个浪费的大概有十几万。

　　子墨：做了这么多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但是一次又一次被人骗，您痛心吗？

　 　高耀洁：我非常痛心，我活得很累。但是我也没办法，我不能去自杀啊。但我现在再说一次，我生不如死，确实生不如死。如果我糊涂了，有些人会利用我来诈骗 人；如果我现在死了，起码留个清白在人间。现在我脑子还很清楚，往事还能想起来。我老伴到后来糊涂得要命。我要是糊涂了，那些人来骗我，我能知道吗？各式 各样的骗子啊。

　　2006年4月，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因癌症去世。多年来他一直默默支持着高耀洁的“抗艾”斗争，家里的各种杂事，寄信、收信、买菜、做饭都由郭明久一人包下。老伴的离去让高耀洁悲伤不已。很快，一篇关于高耀洁病危的不实报道再次引发了许多人对她的关注。

　　要说后悔，站在我个人立场上应该后悔；要说不后悔，站到大众立场上，我应该还要前进

　 　高耀洁：不得了，台湾也来募捐，英国、美国、加拿大也来募捐。香港的医生要来护理我，说他也姓高，要自费护理我。他说你可不敢出事，你是大陆说实话的 人。我那个电话一天响到我要崩溃。河南的副省长也来了，是个女的，一进门，哎呀，咱家出这么大事，你都不跟我说。坐那儿就开始问我。我说，《郑州日报》说 瞎话，我哪里病危？她说内参都出来了。一直闹到6月中旬，我在长沙电台上出现了，才平息。说高耀洁没有病危，还在电台上讲课呢。

　　子墨：您后悔吗？走进防治艾滋病这个领域。

　　高耀洁：要说后悔，站在我个人立场上应该后悔；要说不后悔，站到大众立场上，我应该还要前进。

　　子墨：为什么站在个人立场上，您会说后悔呢？

　　高耀洁：太痛苦了。

　　在老伴去世后的一次采访中，高耀洁曾说：“我现在天天准备着死亡，怎么样死我不知道。我准备自杀，我真不想活了，主要是不能说真话。我希望官员们能回头去做点实际工作，我是永远不相信他们的。”这几年，她陆续将自己的出版物整理出来，分别送往各地的图书馆。她一连编写了五本书，其中《鲜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众读本》《一万封信》和《中国艾滋病调查》三本已出，《十年防艾路》和《艾滋殇》虽然已交付出版社，却又在某种压力之下出版不了。

　 　2008年，高耀洁在境外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说：“写出十几年来我因揭露'艾滋血祸真相'的遭遇，是为了让这起世界罕见的公共卫生灾难能得到更广泛的关 注，从而为那些被视为'草芥'的艾滋病受难者争得一线公正和安慰。年逾八十的我，怕是看不到这场'血祸'的尽头了，但作为一个见证人，我要给历史留下自己 的证词。”

　　子墨：您想过吗，如果没有您的参与，今天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

　　高耀洁：没有我的参与，起码河南不会这么“倒霉”。现在一提到艾滋病，先提河南。

　　子墨：您想过放弃吗？

　　高耀洁：想过，有时候病人来，找我一哭，我又不想放弃了。放弃以后，谁来替他们说话呀。

　　子墨：这些年给出去的钱有多少？

　　高耀洁：没算过。但我寄出的钱有数，专门记在一个本子上，有几万块钱。

　　子墨：花这么多时间，还要贴钱，您会觉得这是负担吗？

　　高耀洁：肯定是个负担。我现在没有这个力量了，奖金花完了，老头儿又不在了，等于我的经济收入去掉了一半。幸亏儿子还给我买点菜，闺女给我买点馒头啥的。我自己一个人，生活上不能像过去那么活跃了。

　　点评

　　采访高耀洁是趁她来北京开会的间隙。无论是谈到艾滋病还是谈到艾滋孤儿，老人的精神都特别矍铄。实际上那几天她的身体并不是太好，她说来北京开会太匆 忙，忘记了带药。而到了北京，她又舍不得花钱再去买药。听到这句话，大概很多人想不到，这些年来，老人在艾滋病的宣传和预防工作方面，已经花费了将近 100万元。这位中国的“德兰修女”无意之间的一点感叹也让人久久不能平静。【ZZ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